成立联合办公室审理136名战犯

1952年6月底，刚刚组建的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前身）接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会同省军区、省公安厅等部门，组建了“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接收了由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央公安部、中南行政委员会、山西省公安厅等单位解送的136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这些战犯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曾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有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子’训练日军的教官住岗义一；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电讯支台副台长富永顺太郎；有在日军投降后、积极组织领导日军‘残留’活动的城野宏……136名战犯的双手上，都沾满着中国人民的鲜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这些战犯就关押在太原市小东门1号，那里的几排砖瓦房原本挂着“太原工程队”的牌子，实际是日军关押、屠杀我抗日军民的地方。太原解放后，这里却成为日籍战犯太原管理所，关押着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侵略者。

如何按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审理这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呢？作为检察人员，他们又将如何在国仇家恨的煎熬中按照相关法律和工作程序完成审讯工作呢？

一次保密且全封闭式的训练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1953年，最高人民检察署等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侦讯业务训练班，时任山西省人民检察署的王石林和山西省人民检察署晋东南分署检察长的张焕新被选送到北京学习。

这是一次保密且全封闭式的训练班，与他们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300多人。最初大家以为只是提高业务能力的学习班，其实是为了侦讯日本战犯做准备。学习结束后，中央东北工作团成立，王石林跟赴抚顺，开始了战犯管理新工作。为了工作步调一致，东北工作团又派出太原工作组协助“山西省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开展工作，王石林作为东北工作团太原工作组的成员又转战太原，正式开启了对战犯全面开展管教、侦讯工作。王石林在联合办公室侦讯组任组长，负责侦讯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中川博等五名特务。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不出所有人员所料，侦讯工作难度很大。这些日军战犯思想状态很复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判无期就是死刑，故而对自己的罪行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狡辩抵赖，要么为争取宽大捏造罪行。

受种种条件所限，联合办公室整理、搜集到的日军罪行调查记录、材料大多数凌乱、含糊、交叉重叠，时间、地点、数据前后不一致，与战犯也难以对应，这成为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审讯中最大的难题。尤其是富永顺太郎从事间谍工作的年限长，认为侦讯人员是毛头小子，没有资格审讯他，所以态度傲慢，侦讯人员采取迂回式、命令式、漫谈式等审讯方法，但富永顺太郎仍然保持沉默，或是避重就轻，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面对这一情况，侦讯人员始终执行党的政策，对罪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之攻心斗智，有效地化解了罪犯的恐惧、顽抗和侥幸心理，让他们实现了从对抗到对话、从对话到认罪的转变。

正义的审判历史的见证

1956年，随着侦查的终结，最高检先后对山西在押的次要的、悔罪表现较好的120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在此期间，经最高检审定，对在山西关押的9名战犯提起公诉。

同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在太原召开公审大会，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个案件是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争犯罪案。当时，参加旁听的有机关、部队、大中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代表4000余人。

庭审现场，国家公诉人严正地控诉了并由许多证人和受害人证实了这些犯罪分子的严重罪行。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被告人都一一低头服罪。经审理，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徒刑18年，相乐圭二徒刑15年，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大野泰治徒刑各13年，住冈义一、笠实徒刑各11年，神野久吉徒刑8年。随后，9名日本战犯被送往抚顺服刑。在太原关押的战犯中，除9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免予起诉的120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于1956年分三批转到天津，乘日本“兴安丸”轮船回国。

这次审讯工作，开创了国际战犯教育改造和侦讯、审判史上的光辉范例。据统计，从1952年6月至1956年8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搜集各种类型证据材料总计18418件，以确凿充分的人证物证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而中国人民面对日本战犯的博大胸怀，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法治的力度与温度。

来源：品味简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