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涉及“一种太阳能电池板高效边框涂胶机”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正在召开庭前会议，庄严的法庭上，除了法官和法官助理，在“技术调查官”席位上坐着一位身着西装、戴着口罩的男士。这是记者日前走进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技术调查官张银超
他叫张银超，这是他入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后第一次参与案件审理。不过，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加吸引记者的注意，他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最新招录的首批2名聘任制技术调查官之一。
技术调查官张银超
众所周知，较高的专业性和较强的技术性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技术背景的知识产权法官来讲，如何准确而快速了解技术要点，查明技术事实，是一个挑战。从2014年我国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以来，已经走过了6年。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已经有多地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但是大多采用交流任职或者兼职的方式聘用技术调查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2020年开创先河，招录了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作为知识产权法官的“技术参谋”，技术调查官在法庭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聘任制技术调查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记者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进行深入探访……
技术调查+技术咨询
当好法官技术参谋
今年31岁的王传极，是和张银超一起被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录用的聘任制技术调查官，但他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的“老人”。
技术调查官王传极
上海知识法院成立后，专门设立技术调查室，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技术调查官，协调联系技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专家，建立专家资源库，为法官办案提供技术支持。2016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任了首批技术调查官，其中就有王传极的同事张颖，他们都来自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一项新生事物，技术调查官的来源是个难题。为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委、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科委等单位的支持，建立较为固定的合作机制，采取了交流任职以及兼职的方式，聘任了一批技术调查官。”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吴登楼如是说。
吴登楼曾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副主任，对于技术调查官工作，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参与审理案件455件，出庭170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280份，辅助开展证据保全、现场勘验217次，为法官提供技术咨询超过1000次。这些数据背后是全体技术调查官的付出，也反映出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对技术调查官的切实需求。
王传极在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时负责计算机司法鉴定。2016年该所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了交流合作，他是第二批受委派来到法院担任交流技术调查官，参与计算机软件案件的技术事实调查和咨询等工作。
在一起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因为担心侵权方在法院开展取证工作前删除电脑中的盗版软件，因此，在前往侵权公司进行证据保全前，法官与王传极进行了沟通，商量证据保全方案。王传极提出，软件即便被删除，在系统盘中也能找到它的缓存记录日志。方案确定后，王传极立即联系申请保全的公司，了解涉案软件的性质。
后来在现场取证过程中，果然遇到了软件被删除的情况，因为事先有了充分准备，王传极等法院保全人员在证据保全过程中顺利找到了日志，其中清晰记录了软件删除时间——就在他们到达侵权公司后的短短几分钟内。后来这份记录关键的删除时间节点的缓存日志，成为了证明侵权责任的铁证。
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复杂，查明手段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调查，同时还需要技术咨询、技术鉴定等多种手段。技术调查官还可以在复杂的技术案件中，发挥桥梁或者技术“翻译”的角色。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何渊表示，他在日常工作中就经常要请技术调查官协助，对一些技术问题探讨，有时需要联系技术专家，查明技术争议事实。
“技术调查官通过介入案件技术事实调查，协助法官明确涉案技术问题、固定技术争点，形成调查材料，协助法官与其他技术专家进行专业问题沟通，做好技术调查与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方式之间的衔接，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准确性。”
“技术人”+“法院人”
法院首次招录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知识产权案件往往存在技术事实难以查明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技术调查官制度应运而生。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在我国确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
正是考虑到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特殊需求和来源困难，中办、国办2018年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探索在编制内按照聘任等方式选任、管理技术调查官。这就为解决技术调查官来源问题打开了另一个通道。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尤其是技术类案件的快速增长对技术调查官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因此，需要有更多的技术调查官来满足工作的实际需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主任管弦表示。
2020年4月，经上海市公务员局批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社会公开招录计算机软件专业和机械专业技术调查官各1名。这是全国法院首次在编制内招录具有聘任制公务员身份的技术调查官。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任的首批技术调查官涵盖了计算机软件、材料、机械、化工、电子、通信、网络和光电等专业技术领域。这批技术调查官在案件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法官查明技术事实提供了重要帮助。”吴登楼告诉记者，“考虑到是初次尝试招录聘任制技术调查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选择了案件数量最多的两个专业领域：计算机软件和机械专业。聘任制与交流和兼职的技术调查官互为补充，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技术调查官的作用。”
不过，新招录的技术调查官由“技术人”转变为“法院人”，适应法院案件审理工作还需要一个过程。
王传极已经熟悉了这项工作，在谈到刚交流到法院从事技术调查官工作时的感受时，他感慨到，最大的挑战是要适应法院办案的思路。“技术调查官的工作是在法官的指导下开展，是辅助法官对案件相关的技术争议事实的查明。技术判断是独立的，但是工作的所有程序是依附于法官办案的。”王传极已经对此深有体会。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伴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而建立的。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在编制内按照聘任方式选任、管理技术调查官，走出了技术调查官制度发展的一条新路，有利于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更好发挥技术调查官在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中的作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淑兰表示。
技术语言+法律思维
练好技术调查官的“内功”
在成为一名技术调查官前，张银超是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曾参与单位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对他而言，自主研发设计的产品如同亲子，尤其是涉及专利核心，张银超明白了专利不仅要用好，更要管好、保护好。正是这个“保护”的念头，让他选择了报考技术调查官。
10月19日正式入职后，张银超对技术调查官的工作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11月9日第一次独立参加庭前会议时却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难题。
这次庭前会议让他感慨道：“人力毕竟有限，无法穷尽浩如烟海的专业知识。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熟悉的领域做强做深，涉及到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则需要向领域内专家请教。”
为了适应知识产权诉讼场景下的技术需求，张银超要求自己在机械技术方面的专业不能懈怠，同时加强对法律和专利领域方面知识的学习，多与法官交流，早日适应“法言法语”型沟通方式。张银超透露，他报考了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专利代理人考试。
如何保持客观中立，则是新岗位带给张银超的另一挑战。技术人员由于在某一领域深耕，所以会对熟知或者感兴趣的技术内容具有倾向性。技术调查官提供的专业技术意见对法官裁判案件具有影响。为了司法公正，张银超明白需要在技术调查官的岗位上，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措辞，保持客观中立态度。
技术调查官张银超
张银超表示：“成为一名聘任制技术调查官，是一种人生的机遇。把自己的工作融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个人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加强。成为技术调查官，或许是他把自己融入创新型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
管弦表示，法院会为技术调查官提供法律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未来还会加强专业技术领域的培训，既要做到让技术调查官适应法院工作，又要确保技术调查官在专业领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专家眼中的技术调查官：
中立、客观、科学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针对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所设立的一项专门的制度。”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许春明认为，“设立该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当中对技术事实的理解和认定，来协助法官能够更准确地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所以技术调查官其实是法庭上的‘翻译官’。”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对于事实的认定和案件的审理有着积极意义。
近年来，上海法院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断出现，知识产权领域前沿问题也不断涌现，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强强联合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营造对智慧成果保护更到位的大环境，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刘峰认为，技术调查官的作用与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使得案件的技术事实认定更加中立、客观和科学，所以不仅是个人专业素质方面的提升，更需要在制度的设计和细化上更加完善。
刘峰表示：“单人角度的判断可能会存在疏漏或者局限，也可以考虑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引入多个技术调查官进行协助。这样对于事实的认定会更加全面客观。”
刘峰建议，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保证技术调查官的专业水平以及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的科学性。“比如将和法官的沟通情况、法官对于技术调查的感受反馈、出具技术审查意见的质量和数量等多个因素纳入考核范围，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技术调查官在技术调查和事实认定方面的专业能力。”
在未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将按照建设国际一流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机制、总结经验，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提供实践样本，为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黎淑兰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