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在重症病房，医院前两天刚发了病危通知书。现在特别怕电话铃响起，就怕情况不好……”，王蓉抹了下眼角溢出来的泪水，努力调整着情绪，还不忘对大家说句“抱歉”。

她是此刻为母亲随时可能加重的病情而提着一颗心的女儿，在转危为安之前都会如坐针毡。她还是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公安处审理办案大队的一名女警，在审讯一线与嫌疑人斗智斗勇25年。面对缄口不言，她可以软磨硬泡；遇到疑点难点，她从来不曾放过。让犯罪分子原形败露，是唯一且不变的目标。

警生如戏？除了“演技”，还靠心细

现在的王蓉主要负责案件审理工作，但以前她也直接参与一线的侦查办案。

上世纪末，王蓉负责的辖区上钢新村连续发生5起拦路抢劫案件，作案时间都在深夜，作案对象皆是独自出行的女性。

“根据当时被害人的描述，我们至少能确认嫌疑人是个男的”，但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上钢新村是个老小区，小区周边的浦东南路、洪山路、昌里路，都有可以直接进入小区的“口子”。90年代末，这样的小区没有门禁卡、没有保安，当时手机并不普及，也没有定位，整个上海路面监控也寥寥无几，对嫌疑人来说作案可谓便利，可民警办案却得克服重重阻碍。

“守候伏击”是当时最好的抓捕方法。联防队和巡逻队交替伏击，不知是嫌疑人“偷懒”，还是太机灵，一个星期过去，二十余名警力分路口驻守，愣是什么收获也没有。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大家一合计，决定演一场“戏”。这“戏”也简单，叫做“引蛇出洞”——由一名女警装扮成柔弱的年轻女子，引嫌疑人作案。作为当时刑队唯一的女同志，王蓉当仁不让。但她拒绝了领导安排男同事近距离保护自己的方案：“演戏就要演到位，有人在我旁边谁会上当啊”。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她穿上便服挎上皮包，午夜凌晨独自徘徊在小区的各个进出口。环卫工人的上班时间刚好是她撤岗的时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的凌晨5点，嫌疑人出现在负责伏击的联防队视野中，插翅难逃。

而在嫌疑人被逮捕后一个星期，王蓉发现自己怀孕三月有余。身边的人觉得后怕，她却说：“我真不怕，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差”。

前不久，王蓉接手一起网络电信诈骗案，但到案的2名犯罪嫌疑人只是款项经手人，还差幕后主使。她沉下心，看完全部聊天记录，了解账户所有交易信息……光是查看虚假流水，就花了三天。当嫌疑人试图用公对公账户转账的说辞蒙混过关时，早已积累过不少财务知识的王蓉一眼识破：“公对公转账需要发票、合同、财务证明、U盾等，你看看这些都有吗？这笔生意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在他们的口中，王蓉一点一点“挖”出了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

“必须让犯罪嫌疑人知道，你是专业的，你问的每一个问题他们就没法回避。”王蓉的目标是“争取一次成功”，所以她总是在掌握每一名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中所处地位、到案后认罪态度和心理状态变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讯。

“要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并不容易，他们都知道，开口背后就是惩罚。”面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嫌疑人，王蓉有不同的技巧：对初犯者，用长辈的口气教训一顿，就能够震慑住；对“老油条”，则以聊天的方式让他们放松警惕，寻找言语中的矛盾点加以突破；而面对那些实施“专业领域”犯罪的嫌疑人，王蓉索性放低姿态“虚心取经”，等对方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时，“狐狸尾巴”自然就藏不住了。

都说警察套路深，最深套路是走心

王蓉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要像问好人一样问‘坏人’，同时也要像问‘坏人’一样问好人”。这是从警初期老师送给她的一句话，最初她不解其意。等到多年过去，不胜枚举的案件，擢发难数的嫌疑人，形形色色的报案人，经历的多了，她也对审讯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终于明白老师那句话所蕴含的朴素真理。不居高临下，平易近人或将心比心，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017年的一天，王某跟着母亲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做生意被骗了，原本50万的亏空扩大成400万。王蓉在向报案人了解情况时发现了蹊跷。对资金周转、如何亏损等，王某闪烁其词，只说资金往来都在澳门。“我发现他每一笔资金都是有去无回，你要是做生意，每次都亏损谁还愿意继续投钱？”王蓉怀疑报案人有所隐瞒，但原因不得而知。

报案信息不清不楚，案件自然难有进展，且资金在澳门走账，根据规定，上海警方并没有案件的管辖权。但抱着对每一个案件负责的态度，王蓉还是联系了王某的母亲了解情况。对警方十分信赖的母亲向王蓉讲述了儿子的兴趣爱好、工作情况，王蓉了解到王某曾参与赌博，而且借过钱，她猜测报案人可能由于赌博而通过非法渠道借款，进而遭遇套路贷。

“报案人或受害人不一定是全然无辜的’好人’，他们也会藏有私心，我们需要像询问嫌疑人一样询问被害人，坚持‘在找到证据之前报案人和嫌疑人一律平等’的原则”。

“报案人之所以不愿意说实话，无非就是担心赌博行为被追究。”再见到报案人时，他有些紧张，王蓉直言：“我跟你妈妈聊过了，不用担心，赌博的事不归我管，你可以放心讲被骗过程。”王某这才放下包袱，把真实情况告诉了警方。

这是浦东新区的第一起套路贷案件。嫌疑人很快到案，可问题随之而来，审讯时四个涉案对象要么闭口不言，要么互相推诿。

王蓉知道得攻人心。“团伙作案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多方审讯后找出一处最薄弱的环节，然后集中火力专攻”。涉案公司有一名小工，了解情况后王蓉判断此人先交代的可能性最大。“公司老总们的保密措施做得比较好，犯罪证据比较有限，但底层员工的涉案证据相比较就容易找到”。

这时候换位思考和同理心是最有用的。“如果我是他，我应该会非常不安和惶恐。干着诈骗一线的活，接触各类高风险人群，犯罪痕迹随处可见，分摊的利润却最少，老板们还会把责任尽可能往我身上推，让我承担主要责任，我肯定不愿意”。就这样，猜测着嫌疑人可能的想法，王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四两拨千斤”地把犯罪痕迹一点点扒出来，顺利把案件移送检察院。

你们最期待的长假，我最害怕

王蓉每天的上班时间都是固定的，5：55起床，6点半出门，7点半准时到达办公室。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每天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单位是为啥呢？王蓉笑笑：“作息使然，习惯了”。

但同事们却知道：“王警官案件一直很多，不提前上班，时间根本不够用”。为了处理这些案子，王蓉经常加班到深夜，提早上班也是为了减少下班后的加班，能有时间陪陪家人。采访中，有记者问王蓉，每年的长假是否可以用来弥补平时少陪家人的遗憾。王蓉却说：“你们最期待的长假，其实是我最怕的。”

因为长假代表的，是歉疚。而这份歉疚，总与对家人的亏欠有关，与肩上的责任有关。

多年前，浦东新区一小区发生了因更换物业公司而引发的激烈冲突，造成人员死伤的案件。当时驻守在花木派出所的王蓉和同事赶往现场，将10余名斗殴人员当场控制。按规定，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的侦查羁押期限是30天，截止日刚好是除夕。10余名斗殴人员的审讯，涉案现场200余人的取证，小区保安亭和路边被砸车辆的物损鉴定，现场目击居民的笔录取证，再加上材料整理、案件报捕报告提交，逮捕证制作…….这些工作要在这30天中全部完成。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崩溃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时隔7年，王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禁不住蹙眉。案件调查时间非常有限，而每个办案民警还要同时处理手头的其它案件，巨大的工作量压得王蓉和同事们喘不过气。一个月马不停蹄地忙下来，除夕下午4点半，王蓉终于将报捕材料提交至检察院。

报审结果送到手中时，王蓉的工作并未结束。她还要赶回去走完部分人员取保候审和释放的程序，再赶去看守所放人。等这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天早就大黑，年夜饭自然是赶不上了。

王蓉的最长一次休假是产假。但怀孕三个月时，肚子里的女儿就已经在随她诱捕罪犯了。怀孕九个半月，挺着大肚子的她还在进出审讯室与嫌疑人正面“刚”。王蓉开玩笑说：“我就把工作当胎教了”。

忙碌的日常工作，让王蓉在面对家人时总是带着一份亏欠。她说这些年家人都已经习惯了她“一来电话说走就走，甚至几天不回家”的状态。

而王蓉习惯的是，想方设法办好手头的每个案子，热爱干了25年的这一行。还有，对真相的执着、对正义的坚守、在从警路上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