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11点20分左右，马上到杨浦公安分局民警们的午饭时间，法医吴瑕却换好防护服，推开了实验室的门。
这是一起盗窃案件，现场采集的八个检样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流程，此后，肉眼不可见的“痕迹”将转化为一段完美的数据。
“在得到数据后，我们再将它与数据库信息进行比对，证明这个痕迹是属于失主的。”吴瑕说道：“你们看到的是血液或者其他痕迹，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段段的数据。”记者发现，吴瑕和几位同事的生物痕迹分型也被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以便他们在除杂时参考比对。
“我中午经常不吃饭的”，从提取到检样回到实验室后，吴瑕一人“泡”在实验室，盯着试管不断添加物质观察其反应，进行培育、分析。“其实这些技术已经可以全自动化处理了，但经过我们长期工作发现，人工实验精度更高。”因此，她往往选择亲自下手，从不耽误一分钟。
这样的工作强度，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基层女法医的酸甜苦辣
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工作，吴瑕和同事们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忽然，略微有些刺耳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报案人称在区内某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只人手，还称“人手上全是血”。气氛凝滞，办公室所有民警瞬间严肃起来，开始安排值班组、备班组。
一只手背后有一切可能，可能是当事人截肢后乱扔，也有可能涉及命案......当班的三名法医全部去了现场，吴瑕所在的小组也在待命。三辆警车划破宁静的夜晚，到了现场后真相大白：原来是道具......
回忆起来，吴瑕感慨道：“我们希望所有的都是乌龙事件，都不要是真的。”虽然是一起乌龙事件，却能对吴瑕的工作强度窥得一二。
作为一名基层女法医，吴瑕基本上没有双休日，遇到突发情况就需要赶到单位、奔赴现场。“基层法医工种人数比较少，一般我们三天换一个班次，每次值班24小时。”一天中所有的非自然死亡案件都与值班民警相关，忙起来的时候，吴瑕一上午甚至跑三个现场，每个现场最起码也要一两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
上海警方始终以破命案的劲头来对待盗窃案，因而每起盗窃案件都会组成专案组，对法医而言，需要不断复勘直到得到准确的检验结果。在最近的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中，吴瑕和同事来来回回去现场取证四次，得到了80几个检样，一遍遍实验，直到得到关键证据。
一起电动车电瓶失窃案现场，吴瑕正认真取证
除了连轴转的工作强度，法医还可能面临外部危险。一起案件的事发现场可以在任何地方，楼顶、阳台、深山......无论何处，法医都需要拎着十余斤的现场勘察箱赶赴现场取证。
在一起高坠案件中，死者落在一店铺招牌的平台上，三楼高度、平台狭窄、长时间作业，一咬牙，吴瑕沿着消防梯爬了上去，上去后才发现平台几乎毫无落脚之处。“还好，消防员在我背后扶着我，心里安心不少。”
纵使如此，吴瑕的讲述却轻描淡写。从警11年来，吴瑕年均勘验各类现场50余个，检案500余起，检材1500余件，累计参与侦破案件500余起。当谈论起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时，吴瑕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喜欢”。
准备出发去现场的吴瑕（图右）
“这是我的职责，为生者还原真相”
2017年的一天，杨浦分局来了两位女性，两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来报案，说是在某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孩子不幸死亡。由于她们的居住地址在杨浦，案件便转到了杨浦分局。
起初，吴瑕见到孩子的尸体时，并没有联想到交通事故，因为她发现，尸体上并没有像交通事故那样有一次撞击所造成的伤痕。再次调取了两位女性所说的案发地点的探头，仍未显示有交通事故发生，又查看了附近路口的探头，也没有拍到任何交通事故。
敏锐的吴瑕顿时起了疑心，她提出要对这两位女子和孩子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她们与孩子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这时她们才坦白，孩子是“租”来的。
实验室内的吴瑕
吴瑕当即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当孩子的皮肤完全暴露后，她的心也一沉。孩子全身上下新伤摞旧伤，背部还有一个明显的脚印。长期的摧残让整个躯体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死亡。直到此时，两女子才承认，确实不存在交通事故，是她们对孩子实施了虐待。
然而，当联系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时，他们却一口回绝了解剖建议。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吴瑕告诉我们，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不同意解剖的家属，“但在侦查工作中，进行解剖往往能更精准地为案件定性，比如确定是否有内脏损伤，是否有受到暴力等。”
后来经过吴瑕与同事们的不断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终于妥协，案件的真相也得以水落石出。吴瑕也感到欣慰：“这正是我的职责所在，为生者还原真相。”
除了需要在解剖室直面尸体，法医还需要在各种有限的条件下勘察现场。
吴瑕正在出现场
2012年一个春天的深夜，吴瑕与队友们接到指挥中心的出警指令。一绿化养护工人报案称，在森林公园附近的一片货运铁路的绿化带中，看见一个穿着连衫裙卧倒在灌木丛中的女子。
“那天晚上的光照条件非常不好，现场在路灯的背面，路边又有行道树，勘察工作进行了好一会儿。”吴瑕说，当她打开手电筒照明时，映入眼帘的画面便是高度腐烂的尸体。根据穿着与发型，可以初步判断出死者是一位女性。
尽管照明条件有限，但细心的吴瑕还是在现场发现了蛛丝马迹。尸体上方的树枝上，悬挂了一根软管，软管弯成一个环状的圈，上面还沾有细密的毛发，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与同事合作，测量了高度，发现锁套到地面的距离，恰好比尸体略高一点。
吴瑕又当场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没有锐器创伤，再结合软管与现场的痕迹，是满足自缢条件的。”忙完这些，天已擦亮。而此时，吴瑕已经连续在地上蹲了2个多小时了。后来，她对软管上的生物痕迹做了检验和鉴定，证实了“自缢猜想”。
女性从业者的荣耀和“头疼事”
“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同学，女生只占个位数，到现在真正还在做这一行的好像只有三个。”说到女性从业者，吴瑕严肃起来，“法医这一行对女性来说是存在考验的，除非是真的热爱。”
说到在从业中遇到的头疼事，吴瑕毫不犹豫说道：“出现场的时候，需要大量体力”。
作为一名基层法医，吴瑕见到最多的是非自然死亡，也就是“横死”，例如说自缢、跳楼......当面临自缢案件时，法医到现场后需要把尸体放下来，虽然会有同事帮助，但在此类情况下，吴瑕往往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体力的不足。
吴瑕还曾去过一个高腐现场。那是在一片深夜的树林里，由于尸体高度腐烂，吴瑕无法将尸体搬到验尸所，只能现场解剖取证，包括搬动沉重的尸体、展开身体的几个面、打手电照明等工作都由她和同事解决。蹲着取证，一蹲就是几个钟头。“这对女性体能上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但吴瑕认为，相对来说，女性的生活细节经验可能会更丰富些，而这样的经验有时也会成为撬动证据的关键。“比如说死者手指上有一道白痕，很容易联想到他是不是带了戒指？戒指怎么没有了？”
法医是一门“拿来学科”，实践中会接触到千奇百怪的事情，需要从业者不断地了解各种新生事物和边缘学科。吴瑕很自在地遨游在这片领域，“线索不会无缘无故留在那里，需要不断地引用新东西来探究，这个过程像解密一样。”
在法医这条路上，她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爱和好奇心，赶赴一个个未知现场，而这样的热爱，与年龄无关，与性别更无关。
实验室内的吴瑕
尸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2007年从四川大学法医系毕业后，吴瑕考入了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2009年正式参加公安工作，成为上海市公安局两名女法医的其中一人，也是杨浦分局唯一一名女法医。
从警11年，经历过大风大浪，看惯生离死别，但当问起吴瑕面对尸体是否会感到害怕时，她的回答是：“害怕”。
她说道：“这不是出于对尸体的害怕，而是对未知的恐惧。”每次接到出警任务时，她的心里总是会“咯噔”一下，脑海里会闪过无数种可能性，现场情况或许会很严重，或许是一起残忍的凶杀案，而背后可能是一个个妻离子散的家庭......
“但是到了现场，即使环境恶劣、条件有限，这都是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吴瑕坦言。在她看来，尸体是不可怕的，作案的“活人”才是更“可怕”的。
提起法医，人们不免想到不少影视剧中的主角形象：慧眼如炬，断案如神。“都有加戏改戏的成分”，吴瑕爽快地说道：“法医的职责是陈述尸体的状况，提供线索，并不是去分析案情，并不是侦破案件的主导者。破案是一个团队，大家各自有自己的职责。”也正是因此，吴瑕希望大家能够抛开影视剧来看待法医这个职业。
吴瑕正和同事配合工作（图右）
“女汉子”亦有绕指情
2016年，吴瑕有了一个女儿。丈夫工作也忙碌，家里的孩子只能托给父母管教。但因为见过太多幼童、老人等发生意外事故，吴瑕在生活中也给了家人更多的关心。
虽然吴瑕家在二楼，但在防盗窗的基础上，她还给家里装了一层护栏。在带孩子出门游玩时，她也必定是紧紧拉住女儿的手，不敢放松。
“现在独居老人多了以后，也会发生老人独自死在家中无人知晓的情况。”吴瑕不免有些感慨。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她也多了一份细心。“现在我家里都装满了摄像头”，自己也能及时察觉家中情况。
“我从来不看恐怖片的！”这位雷厉风行的女法医，对恐怖片的态度竟是避之不及。她笑着说道：“一般人看恐怖片，可能面对的只是视觉冲击，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嗅觉、触觉冲击，一下子仿佛就把我拉回现场。”视觉往往会唤起人很多的记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让自己故意接受负面的刺激了，我看到的刺激已经够多了，甚至更刺激。”
这样的吴瑕是与工作时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柔情一面。日常生活中，她也喜欢养热带鱼，亲手布景，选择一些悠闲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
此时窗外下起了冷冷小雨。吴瑕看着雨景，回忆起曾经读书时候的事情，突然说道：“我那时上解剖课，突然就觉得，我既然解剖了别人，那也把自己的遗体捐献了吧。”这位女法医就这样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