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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庭长的时候没有一个错案”,听95岁抗战老兵讲述党史
时间:2021-08-03 19:35来源:山西长安网责任编辑:油志扬

今天,《百年百场》融媒体报道团队走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刑一庭庭长、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副校长秦连陞,一位光荣在党74年、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八二三炮战的老兵,听老人家回忆穿越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听老人家口述在党言党、在党爱党的光辉历史,听老人家说说心里话......


秦连陞,1926年12月出生于长治县,1947年3月入党。1946年9月至1951年2月,历任太行纵队战士、十一军九二团某班班长、指导员、副政委;1951年2月至1953年3月,十二军九二团某营指导员、教导员;1953年4月至1964年11月,历任解放军第五干校学员、二十八军某营教导员、团主任、政委;1964年12月至1973年3月,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员、副处长、内蒙锡盟人保部副部长;1973年4月至1988年,先后任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副校长,1988年离休。

穿越战争的硝烟

95岁老兵口述亲身经历

口述人:秦连陞

舅舅把我送到部队,玉茭秆长到一膝盖高时我入伍了

我叫秦连陞,山西长治市长治县(今上党区)人,我们那个村还是个大村,叫八义镇,距离县城30公里左右。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村里,是一个进步青年,日本人的警卫队住在县城里,不定期出来扫荡一番,晚上躲回县城的炮楼里。太行老区是抗日革命根据地,我们村属于游击区,八路军有个连驻在村里,晚上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常常开会。我舅舅是村里的武委会主任,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大概是1946年五六月份,地里的玉茭秆长得一膝盖高时,舅舅把我交给村里的八路军,连长带着我们到长治参加了集训,等大部队打完武安战役回来补充人员时,我就成了一名真正的兵。

到了部队,我被补充到特务连的警务排,任务是给团首长站岗、保卫、警卫。我负责警卫的团首长原来是左权县武功队的大队长,部队扩编成团后任团长。我所在部队是刘邓部队129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一个连,后来这个连和县大队整编成一个团,一般简称太行三纵队七旅二十团。

1947年二三月份,我就光荣地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我的班长和副班长。我那会儿是新兵,从抗日革命根据地来,算是骨干。我入党的时候是班里的小组长,下面有两个兵是上党战役时俘虏过来的。

21岁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小战斗中都冲锋在前

我一直是一名步兵,始终靠着徒步前进。那会儿20来岁,身体好,大小战斗都参加,一有战斗就带头冲锋,从来没有生病住院,也从来没有掉过队。

1946年11月,国民党急于打通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敲开华北的大门,我跟着部队在平汉铁路、陇海铁路一带多次参加战斗,主要任务是把铁路、公路弄断,让他三个月甚至半年进不了解放区。大约是1947年7月,第三次在陇海线上的鲁西南全歼66师后就没有回平汉铁路,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直接南下,千里挺进安徽大别山。出击中原、挺进大别山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决策,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大别山实施进攻的战略性行动,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网络图片资料:挺进大别山)

到大别山时,我任四班班长,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后渡的江。渡江以后那个仗就好打了,仗不好打的主要还是淮海战役,打得时间长,很艰苦。

1948年11月,我们回到进入大别山时所在的团参加淮海战役,采取坚决围困、稳步攻击、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逐个歼灭的战法;同时进行大规模近迫作业,逐渐构成完整的进攻阵地。从12月6日开始,全线发起攻击。第3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指挥下,攻歼双堆集西北第10、第85军各一部。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激战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1949年渡江后我所在的部队一直打到福建附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三野进福建,二野去大西南解放云贵川。在解放重庆、成都时我担任九连指导员,印象最深的是两场战斗。一次是打成都双流镇的机场,按照部署九连从东门、二连从北门进攻。战斗开始后二连没有攻进去,有伤亡,这时后面的部队因带着重机枪、二八炮等辎重行进缓慢掉队了。

团里决定撤退,另行组织进攻。那时战士们都是靠步行,当通信兵跑步来到九连传达团部命令时,这边机场的敌人已经缴械投降。当时,连长、副连长和我、还有一排的一个班、二排的几个人,加起来大约20来人,听到冲锋号一响就从东面往进攻,机场里胡宗南的部队大约五六千人刚刚抵达,还没有来得及防御就看见我们打进来了,我们边打边喊:“解放军来了,快缴枪吧!”他们就说:“好。”我们只有20来个人,接受了五六千人的投降。我跟通信兵说赶紧向营里、团里报告吧,敌人都缴械投降了。

另外一次是刚入川时,我带着2班、3班的机枪组约十来个人去解放石门,走过浮桥时遇到国民党的一位连长,他的警卫员看到我们就喊“连长,解放军来了,咱们快投降吧”。这次我们俘虏了一个团,大约2000人。

渡江之后我参加的这两场仗打得比较轻松,使我真正明白了兵败如山倒的意义。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有很多新抓的兵心里抵触打仗,都愿意做共产党的老百姓;因为长期打仗,老兵们体力消耗很大,不愿意打也打不动了;而根本原因是民心和士气,民心在中国共产党这边,士气在解放军这边。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全营伤亡达90%以上

在大西南的两次战斗表现突出,我受到部队表扬。解放后跟着部队参加地方建设,修成渝铁路时给我们记了二等功,发了奖。铁路修成还没有等到通车,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就又去抗美援朝了。

1949年3月,我所在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7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后11军改编成海军,1950年12月11军31师调归第12军建制配合入朝,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1师,我们师的特等功臣胡修道是志愿军12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之一。

抗美援朝第一、二、三次战役没有参加,我们打的是四次战役和五次战役。跟前面的几次战役比起来,我们入朝后的交通运输已有好转,可以供应上粮食和炒面了。每次出发前一人背上20斤炒面,夏天就着河里的水,一把炒面一碗水充饥。冬天就着山上的雪,一把炒面一把雪就是饭。

第四、五次战役回来守三八线,参加了金城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打得十分艰苦,伤亡很大,31师是志愿军主要参战部队之一。


(网络图片资料: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前线指挥所)

如今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苦就是坑道里面很小,一个坑道只能人挤着人隐蔽20来个人,美国兵和南朝鲜的兵占领着地面,他们控制着上甘岭的两个小山头,咱们的兵只能猫在坑道里勘察。凭借着喀秋莎炮做掩护时给后方的部队发送信息,炮响过后赶紧出来去坑道看一看有没有活着的战友,可是一露头敌人的炮就又来了,所以王成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一轮一轮炮战后,山上的石头都被打成粉末了,踩上去就像村里原来的绵绵土。上甘岭的苦就是这样,不管后面再有多少部队来也得要靠炮兵。战斗最残酷的就是把人打完了再换防。


(网络图片资料:坚守坑道的志愿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

一个部队在上面只能守三到四天,我们全营550多人守了4天,最后点名只剩下54人,一个连平均只留下十几个人,我当时是营教导员,那个心疼呀......。很多战友牺牲了、有的负伤了、被打残废了,我就想: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我要带着队伍报仇。

我在朝鲜战场待了两年多一点,直到1953年停战以后才回来。在战场上,每次都是党员冲锋在前。一个连一般是100多人,大约有20多位党员,大家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回来的。

八二三炮战,大担岛上肉眼可见金门

抗美援朝回来后,我在解放军第五干校学习了二年,在学校时福建二十八军征兵要打台湾、解放台湾,到学校挑年轻的、有战斗力量的十几个人,我报名参加了。

“你们知道有个金门吧?”1958年,我所在的部队负责驻防大担岛守金门,我在守备部队先后任营副教导员、教导员,一直是步兵,一直在前线。身边有很多战友为了这个战争的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大担岛也是有危险的,金门有炮兵。我们团里的炮兵在后面20多里外布防,一位连长回到指挥所拿望远镜观察敌情时,恰好金门岛有一排炮打过来,听见炮声他就赶快跑回工事里卧倒,而那个炮就偏偏落到战壕里,他的一条腿被打断,后来牺牲了。金门和大担岛离得太近了,肉眼都能看到,我时刻盼望着祖国统一。


(网络图片资料:金门岛地理位置)

我在岛上守了二年多,后来部队换防到莆田,负责修战备指挥所。1961年,我在挖坑道时发现得了病,出汗时把白色汗衫都染成黄色了,在部队医院治疗的,是黄疸性肝炎。住了三个多月医院,身体一下恢复不过来,不能回部队了,组织派我在二十八军留守处当团政委。又过了将近两年,黄疸性肝炎未能彻底痊愈,决定转业。

1965年二三月份转业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任二处(劳改处)副处长,大部分时间跟着农村工作组下乡。在学习班期间被选拔到65军“支左”工作组,在内蒙古锡盟人武部任副部长。

法官的终身责任:每一个案件都是人命关天

1973年左右,运城法院恢复了工作,我被调任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当时院长空缺,我实际上全面主持工作。那时运城中院有20多名干警,内设刑庭、民庭、办公室。案件以民事案件居多,刑事案件主要是文革中武斗引发的。我代表运城中院给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汇报过工作,案件都得到了圆满解决。

我调回省法院后任刑一庭庭长,主管死刑案件。当时省法院有刑一庭、刑二庭、民庭、经济庭。刑一庭有十来个人,真正能办好案子、靠得住的就是四五个人。时任省法院院长谷震文革前是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对我比较熟悉。谈话时说:“让你在刑庭工作,就是要你把好关,不错杀一个人,错杀一个人就是人命关天。”

我说:“我办的案子我终身保证、终身负责,我办的案子只要出了错,请组织追究我的责任”。

我认为审判最重要的是证据,案件不论大小都要严格依照证据定罪量刑。正是因为坚持严格证据的原则,我当庭长的时候没有发现一个错案,判决书上有我的签字,我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在刑庭工作到60岁退休。退休后因为在全国业余法律大学山西分校任专职副校长,又干了两年,专心培养学生,直到1988年离休。

作为在党70多年的老党员,我的人生经验是:做人做事要诚心诚意诚实,不要浮夸,不要追功,不要追求名利,现在年轻一代赶上了好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党工作。

我们的党百年风华,越来越成熟了。我想对党说:从入党那一刻起我就是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付出,我什么时候回忆到这一点心里都是满足的,我这一生遵守入党誓言,没有犯过错误,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组织的事情。

强国必先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让我们向经历过血与火淬炼的老兵致敬

向保卫红色江山

维护民族尊严的人民军队致敬

(本文转自山西高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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