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的一个私家山庄，绿树红墙、白鹭飞舞，而山庄的主人因涉黑犯罪已经锒铛入狱。这个山庄，仅仅是该案涉黑资产的冰山一角，整个涉黑组织被查封的房产多达2714套，总面积达43.3万平方米。什么人能够聚敛下如此惊人的财产呢？

徐长元，大连金州新区管委会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曾任辽宁省庄河市市长，瓦房店市市长、市委书记，金州区委书记。

这名昔日的正厅级干部，在2020年9月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等十多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辽宁省纪委监委第十纪检监察室主任任振波：他的足迹走到哪里，家族的势力就渗透到哪里，家族的企业就跟随到哪里。

徐长元以权力为杠杆撬动家族企业大肆攫取“黑财”，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一个拆迁项目中，通过徐长元的干预，徐氏兄弟“空手套白狼”，仅凭一纸合同，就从甘井子区政府赚取了5个亿的补偿款。

徐氏家族的“黑财”沾满了血腥，在暴力讨债过程中，有的被害人被挑断了脚筋，有人被逼自己砍断手指，还有人被非法拘禁、坠车后遭碾压死亡。

以官养商、以黑护商，徐氏家族企业的涉黑资产竟然超过了百亿元，除了房产之外，还有土地、债权、高档轿车、进口红酒等。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宋文东：土地40多宗，总面积达到了35万平方米，对外的债权达到了人民币60多个亿。

涉案财产数量大、种类多，给界定、追缴带来了极大难度。徐氏家族以企业作为包装，用企业行为把聚敛的“黑财”合法化，使这起案件的敛财手法也极为隐蔽和复杂。徐氏家族企业包括了物流公司、典当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期货基金等20多家公司，通过20多年的经营，已经是黑中有白、白中带黑。

如何依法认定涉案资产，成为办理此案的最大难点。针对办案实践中“黑财”认定难、查控难、收缴难、判处难的问题，在全国扫黑办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9年4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解决涉黑涉恶财产处置的四大难题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与依据。

黑恶势力为了将“黑财”洗白，通常会把非法所得投资到合法生意中去，这些“隐性黑财”以往很难依法区分认定，《意见》的出台使之迎刃而解。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成立徐长元案专案组，依法对涉案资产进行了历时两年多的逐一甄别取证。2020年6月该案第二次开庭，专门针对涉案财产部分进行了审理，检察机关对每一项资产都提出了明确指控意见。

依法处置，就是既对涉黑恶财产一件也不放过，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根基，避免死灰复燃，同时注重保护产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主办检察官曹红虹：“打财断血”我们还是要强调依法处置，黑恶财产我们不放过，但是合法的个人的财产，企业的财产，我们还是要依法保护，不能一扣了之，不加甄别。

三年来，“打财断血”总体战果显著，全国共查封、扣押、冻结涉黑恶犯罪资产6029亿多元，有效铲除了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声势，有力震慑了涉黑涉恶犯罪，但是，仍有一些黑恶分子心存侥幸、隐藏潜逃，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2019年11月，全国扫黑办部署开展了“百日追逃”行动，要求全国政法机关将潜逃隐匿的黑恶分子追捕归案，绝不允许有漏网之鱼。

201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公安部成立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指挥部，累计锁定5824名追逃目标，逐一明确了追逃责任人，先后对73名重点在逃人员发布A级通缉令，一张扫黑追逃的天网在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同时张开。

2020年8月30日，重大涉黑犯罪红通逃犯郑祖强，被我国警方辗转从多米尼加押解回了他的老家福建福州。在所有红通逃犯中，郑祖强的涉黑犯罪经历极为特殊，他的外逃之路始于15年前的一起雇凶杀人案。

2005年7月26日晚上，福州市鼓楼区国色天香小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被害人李某被4名凶手开枪伏击，当场死亡。侦查后，警方确定这起持枪杀人案的幕后组织者是福建平潭人郑祖强。

郑祖强曾在福州开设地下赌场，因和被害人李某争抢工程产生矛盾，于是雇佣指使枪手进行报复。当警方组织抓捕郑祖强时，却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

福州枪击案发生3年后，距离福州22000公里外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一个华人黑帮头目，名叫郑鑫成。2011年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赴阿根廷，通过国际警务合作共同打击当地的华人黑帮犯罪，郑鑫成的真实身份得到了确认。通过图像比对，发现原来是福州的在逃逃犯，真名叫郑祖强。

潜逃境外6年后，郑祖强再次进入了警方视线，但此时的郑祖强已经在当地取得了长期居留权，想要把他缉拿归案困难重重。

在公安部的协调努力下，郑祖强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了红通逃犯，从2013年至2018年，公安部先后5次派出工作组到阿根廷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任务之一就是持续追捕郑祖强。2019年11月以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起了“百日追逃”“逃犯清零”的凌厉攻势，多个追逃小组奔赴境外展开追捕。

2019年12月，郑祖强持假护照从多米尼加入境美国时被警方查获。但在将他引渡回国时却出现了新的麻烦，此时已是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中国和多米尼加之间的国际航班停飞。经过外交部、公安部、国际刑警组织的多方努力，中国警方最终将郑祖强顺利押解回国。

红通逃犯郑祖强：说心里话，以后逃跑的人没有一个不抓回来，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

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陈绕德：我们不忘初心，始终永不放弃，不管他逃在哪儿，逃到多远。

有黑必除、虽远必追。截至2020年年底，“百日追逃”和“逃犯清零”专项行动锁定的5824名涉黑涉恶目标逃犯，已到案5768名，到案率99%。一批重大逃犯落网，形成了对黑恶犯罪分子的强大震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型黑恶犯罪也在不断滋生与变形，逐渐变异为外表合法化、手段隐蔽化和犯罪“软暴力”化，这些问题如何认定成为了制约扫黑除恶成效的瓶颈。

2019年3月，兰州警方出动600多名警力打掉了一个特大“套路贷”犯罪集团，抓获嫌疑人253人，查封涉嫌非法放贷APP和网站1317个。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犯罪组织频繁利用短信轰炸、曝通讯录、P图侮辱等“软暴力”方式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和胁迫，受害者多达39万余人，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竟有89人因逼债催收而自杀身亡。

“套路贷”里最核心的套路就是只要借了钱就根本还不上，直到借贷者倾家荡产。“套路贷”也被称为“夺命贷”，在合法外衣的伪装下，每一笔债都是沾着血的血债。这个特大犯罪组织非法放贷累计金额达62.73亿元，获利28亿余元。

38岁的王焘是这个组织的主犯，面对自己的罪行，他在法庭上一再狡辩，自以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逃避制裁。

这样一种吸血鬼式的犯罪，却由于作案手法复杂难以依法定性，而法律上也没有“套路贷”这项罪名。对于执法办案中定性上的困境，全国扫黑办推动中央政法单位及时出台法律政策文件，不给犯罪留下隐身的空间。

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软暴力”、恶势力刑事案件和财产处置等的法律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了“套路贷”的司法定性，列举了“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的通常表现形式，确保了扫黑除恶于法有据、有法可依。这几个文件通过明晰定罪量刑标准、统一法律适用尺度，为依法严惩、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文件的出台，破解了“套路贷”在法律适用上的难题，如同一柄利剑刺穿了“套路贷”的层层合法伪装。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审判长周川：针对恶势力、“套路贷”等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制定出台法律政策文件，有效地破解了依法打击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以王焘为首的犯罪组织除了采用P图、诅咒谩骂等“软暴力”外，还安排人员对被害人进行当面威胁，“软暴力”随时变成线下的“硬暴力”。

2020年9月28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焘被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8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20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始终高举法治的旗帜，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全国检察院、法院分别对5700多件涉黑涉恶案件在定性上提出了变更意见，确保不枉不纵，实现涉黑涉恶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我们坚信在法治的轨道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新的决定性的重大成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一起起庄严的宣判在有力地宣告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卫战，也是一场彰显法律权威的法治战。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依法、宽严相济、不枉不纵，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终答卷。

一起起庄严的宣判在有力地宣告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卫战，也是一场彰显法律权威的法治战。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依法、宽严相济、不枉不纵，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终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