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用蜡像复原了庭审现场情况。

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供图

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有一幢古式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四根红油漆立柱。1956年6月9日起，就是在这幢小楼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独立审判了外国侵略者。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从这里开始。

这样一个曾经赢得中国人尊严的地方，如今已复原成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成立特别军事法庭，

决定对战犯宽大处理

时间回到65年前的夏日，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审判。

参与过沈阳审判的许多工作人员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名单。

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第一案首次开庭。何雨潇翻拍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被任命为庭长，副庭长为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军法少将）袁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审判员有军法上校王许生、牛步东、张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有声、郝绍安、殷建中、张向前、杨显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中），审判员杨显之（右）、王许生（左）。资料图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处理日本战犯的依据、原则及有关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了按照宽大政策予以处理的方针。

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马凤云回忆说，因为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所以想把审判地点定在抚顺。但因为没有合适场所，最终才选定了沈阳的这幢小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庭实景照片。何雨潇翻拍

2014年，法庭旧址作为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免费参观。陈列馆分为四部分，再现了新中国政府引渡、改造、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历史片段，特别着重介绍了在沈阳审判中的两次审判，同时用蜡像恢复了审判庭原貌。

65年前，在这里，中国人民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受审的所有日本战犯全部低头认罪，饱受屈辱的中国人终于挺直了腰杆。65年后，记者重新站在法庭之上，仿佛能听到法庭上中国法官铿锵有力的宣判，能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和中国司法正义的光芒。

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何雨潇摄

据陈列馆馆长宋苗介绍，建馆至今已接待20余万人次参观。陈列馆在不同时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宋苗说，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场正义的审判，这是“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

忏悔、痛哭、磕头，

日本战犯悔罪认罪

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之前，新中国还未建立律师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司法部组织了律师团队，为每一名日本战犯安排了辩护律师。”时年24岁的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老师、律师廉希圣被指派为3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如今已近鲐背之年的廉老精神矍铄，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在庭前律师会见阶段，日本战犯们非常惊讶并向法庭表达感激之情，他们完全没想到新中国的法庭会指定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藤田茂、铃木启久、榊原秀夫等8名军队系统日本战犯。

“在东边雪白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台下法庭区域是正方形，前面是书记员席，北侧是公诉员席，对面南侧是律师席；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席，旁边是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现已90岁高龄的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权德源仍旧记忆深刻。

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庭庭审现场。王俏翻拍

权德源告诉记者，法庭区域外，四角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后面是旁听观众席。

“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榊原秀夫，是日本731部队162支队的部长。“162支队究竟能制造多少细菌？”榊原秀夫的辩护律师，现年89岁的韩凤路清楚地记得，“当时法庭请生物专家进行了相关鉴定，估算出能够生产500公斤细菌。”韩凤路说，“生物专家当时都特别感叹，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十分巨大！”

榊原秀夫在审判中陈述，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731部队162支队曾把细菌疫苗注射进4名中国农民的体内，以检验细菌疫苗的效果，最终致使这4人死亡。韩凤路说，榊原秀夫供认了全部罪行，并在法庭上流泪，表示谢罪、忏悔。

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又在沈阳公开审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岐部与平等28名日本战犯。

“当时战犯武部六藏已全身瘫痪，无法到法庭上接受审判。”廉希圣说，他本人也没想到，会专门在医院设置一个法庭对他进行审判。

被告人鹈野晋太郎等战犯在法庭上跪地请罪。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供图

作为庭长贾潜的秘书，沈关生参与了审判全过程。虽然已经90多岁高龄，但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依旧历历在目。“我杀了多少人”“我侮辱了像我母亲一样的中国妇女”……沈老回忆，日本战犯在庭上纷纷举手讲话悔罪，“证人控诉时，一些战犯跪在地上说，‘我罪该万死’‘我诚恳地谢罪’。”

彰显人道主义精神，

国际军事审判史上的奇迹

“参照当时国际法的相关规定，107名日本战犯被提起公诉，若按其罪行大小处理，其中70余名可以处以极刑。但沈阳审判法庭秉承着‘不杀少判’的原则，最终仅对45名判处刑罚，并首批释放了1019名罪行轻微的战犯。”张仁寿生前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参与过整理日本战犯档案，旁听过沈阳审判日本战犯庭审。他的女儿张巾告诉记者，父亲曾表示，这是革命斗争精神与人道主义感化相结合的成果，是法、理、情三者的结合。

“所有战犯都在法庭上认罪、悔罪、谢罪，这在国际军事审判史上前所未有，是个奇迹。”经历过多年风雨后，韩凤路对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作出这样的评价。

古海忠之等27名被告人在法庭上聆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何雨潇翻拍

日本战犯渡部信一一直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赵毓英已在不久前离世，她的女儿高璐薇告诉记者，渡部信一称呼工作人员们为“恩人”，并一直保留着精神疾病治疗和诊断凭证：“是中国人治好了我的精神病！”

曾参与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律师李长泰生前印象最深刻的，是收到日本战犯宇津木孟熊在被释放回国前寄来的明信片。李长泰之子李爱军向记者描述，宇津木孟熊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感激之情，并向担任其辩护律师的李长泰先生致谢。宇津木孟熊写道：“回国之后，我绝对不再参与战争了，我要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

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蜡像。何雨潇摄

这次正义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代们都认为，历史证明，沈阳审判在新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其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中国政府宽严相济、人道主义的改造、审判工作与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

如今，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构建中日友好氛围、追求和平的努力和成果彪炳史册、震古烁今。愿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1956年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等28名被告进行宣判。图为判决书日文译本。何雨潇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