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在分局警史馆组织开展“感悟警史荣光绽放青春精彩”崇明公安青年民警主题教育活动。在活动现场，玻璃展柜中一张泛黄的纸片，吸引了一名青年民警的目光。“这就是当年的‘检查证’吗？”他好奇地问道。

“没错，就是它，这可是我们公安局的‘传家宝’……”今年92岁的崇明分局离休老干部范本强轻轻抚摸着展柜，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曾经，他带着这张“检查证”，在码头上抓获了国民党特务，侦破了一起重大案件，还从反动组织里解救出数百名群众。

在那个年代，这半张信纸大小的证件，成为了上海公安“凭证执法、程序先行”的重要起点，也在人民警察与群众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

拉开帷幕

“那时候我们缺枪少弹，连统一的警服都没有，但只要拿出‘检查证’，群众就会相信并配合我们工作。”范本强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脸上总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1952年的春天，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崇明岛，江面晨雾弥漫，崇明南门港的汽笛声划破宁静。客船即将启程之际，崇明县公安局民警范本强与战友紧急登船，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刚刚下发的“检查证”。

“现在延期开船，我们有重要任务，请务必配合。”

“马上就要开船了，检查需要多长时间？”船长略带催促般地询问，范本强神情坚定地答复道：“事关咱们党和政府新生政权的安全与稳定，上级给我‘检查证’，我必须要落实好责任，执行好任务，还请您积极配合，稍作等待。”

五分钟后，在客船轮机室里，范本强发现蹊跷，他径直走向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要求其出示证件。男子手忙脚乱地翻找，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此刻，范本强身后的战友也悄然摸出腰间的配枪，目光警觉，进入战斗状态。

“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当场被发现时还叫嚣我们没有穿警服，是假警察，试图煽动不知情的船员一起对抗我们的抓捕。”电光石火间，范本强和战友快速上前将其制伏。在随后的讯问中，范本强他们确认这名可疑男子是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在男子身上搜查出的电台重要元器件和密电码本，也成为日后市公安局侦破关键案件的重要线索。

这张小小的“检查证”，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反动派特务作恶多端的特殊年代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一纸凭证，不仅证明了公安民警的身份，彰显了公安民警执法权威，更将“人民警察依法办案”的印象印刻在群众心中，正式拉开了崇明公安规范执法的历史帷幕。

孜孜探索

1955年深秋的一天深夜，正在崇明县公安局保卫科值班的范本强接到线索，新开河（今崇明区新河镇）一道馆内藏有不少枪支，道馆负责人正在设坛召集道徒策划破坏活动。

“带上手枪和手铐，马上出发！”范本强和战友们骑着自行车奔赴现场。

自1936年开始，崇明岛一带一贯道、先天道等反动会道门活动频繁。这些反动会道门十分猖獗，其中一贯道活动范围最广、为害最烈，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危害极大。一贯道道首假借传教名义，造谣惑众，利用凶残手段制造恐怖行动，不断煽动群众与新生政权对抗，滋扰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可谓无恶不作。

那日，夜色漆黑，寒风刺骨。道馆的窗户透出昏暗的光，不时传来阵阵诡异的诵经声。透过窗户的缝隙，范本强看到道首正站在大堂中央，手持令牌用铁具惩罚道徒。范本强当即带领民警悄悄包围了道馆。

“开始行动！”随着一声低沉有力的命令下达后，十几名民警如天兵般从天而降，破门而入。煤油灯的昏暗灯光下，人群四散，场面顿时大乱。

“全都不许动！我们是人民公安！”范本强高声喝令所有人不许动弹，千钧一发之际，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想要逃窜的道首制伏在地。

“你们看好了，这是公安局的‘检查证’！”范本强一边出示执法凭证，一边大声喝道：“我们有‘检查证’，我们是人民公安，有权对现场进行检查！请你们全力配合！”范本强身先士卒，严格规范执法，有效震慑了现场人员，避免了暴力冲突的发生，使得所有人全部归案，无一漏网。

当晚，经过彻夜搜查，公安民警缴获了大量非法枪支和反动宣传品。这次行动重创了一贯道的势力，收缴了一贯道的反动书籍、佛像、道产等物品，解救了受困群众。道首葛某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建国初期，各种标准化的执法流程正在探索中，我们人民公安的执法必须有理、有据、有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很多同志都流过血。”每每想起往事，范本强的眼中总是泪光闪烁。

作为1989年第一版及后期多版《崇明公安年鉴》《崇明公安志》的主要编纂者，范本强亲身经历和整理编辑的一个个真实的公安故事，见证了崇明公安法治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一脉相承

1958年，上级部门颁发的“工作人员证”在崇明县公安局投入使用。原本的“检查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范本强小心地将这张历经风雨的检查证珍藏起来。在他心里，“检查证”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记忆。

“‘工作人员证’比‘检查证’更加规范，有照片、有编号、有盖章，标志着我们执法工作向精细化发展。”范本强解释说，从“检查证”到“工作人员证”，看起来只是证件的小小变化，但实际上却是警务工作走向专业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尽管物质条件依然有限，但上海公安已开始完善执法程序、健全案件审核制度、注重证据的收集和使用。

“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展各类执法活动，必须要出示工作证件才可以，更加规范了。”范本强回忆道。

八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上海经济驶入高速发展轨道，上海的城市面貌发生巨变。这一时期，社会治安状况也出现新变化，新型犯罪和社会矛盾开始出现，群众对民警执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公布实施后，崇明公安积极响应上级要求，开展全员执法培训，提升民警法律素养和程序意识。

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为执法规范化注入新活力。2007年1月1日起，全国公安机关统一制发的人民警察证正式启用，上海公安法治化进程迈进了快车道。2010年，崇明县公安局推行移动执法终端（警用PDA），民警可在现场直接调取违法记录和相关人员身份信息，实现对违法行为即时处理。这一创新大幅减少了执法争议和冲突，提高了效率，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崇明分局完成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建设与启用，构建起集受立案、讯问、审批、法制审核、涉案物品管理于一体的闭环流程体系。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运行至今已办理案件3000余起，始终保持重大执法事故“零发生”的成绩。

“科技赋能让我们的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崇明分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负责人黄韬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次执法行为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砥砺奋进

2024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崇明分局交警支队民警马作为在执勤过程中，发现一辆中巴车严重超载。民警将车辆拦截后，发现车内拥挤不堪，乘客人数超过了核定载客量的2倍。

面对司机的辩解，民警沉稳地说：“你知不知道车辆超载的严重危害？作为驾驶员，你是这辆车的第一责任人，车上的每一位乘客都背负着一个家庭的期盼与幸福。现在，我将依法对你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你如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

这一幕被路过的群众用手机记录下来，民警教科书般规范执法的场景，赢得了在场群众的一致称赞。更令人感动的是，处理完驾驶员的违法行为后，贴心的民警协调附近公交公司调派车辆接载滞留乘客，这样暖心的举措，既有力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切实地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

相关视频传播到互联网后，立刻引发了热烈反响，微博话题#超载执法#的阅读量突破1500万次，转发近80万次。评论区更是被点赞声刷屏：“就是这样的执法，才让人安心”“暖心执法，不失威严”……网友的正面反馈，是对崇明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最好的肯定。

从1952年的纸质“检查证”到如今的信息化执法平台，崇明公安“执法公正”的理念始终如一。多年来，上海公安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批优秀民警，如“教科书式执法者”杨吉、执法“严”值和温度同在线的汤淇鑫、化解矛盾纠纷“行家里手”陈悦、新时代“枫桥经验”践行者施星煜等。如今，教科书式执法已成为上海公安民警规范执法的常态。

上海市公安局每年都会定期开展忠诚教育，让青年民警向公安前辈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

为进一步强化民警的法治思维，上海市公安局还建立了案例指导机制，在依法处置重大敏感复杂案事件后，第一时间复盘剖析，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规范执法的水平。

“以前我们靠的是革命正义感和一腔热血，如今的公安工作既有法律保障，又有制度护航，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范本强感慨道。

从一张小小的公安“检查证”到上海公安规范的执法体系日趋完备，70多年的执法规范探索风雨兼程，这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初心与使命不变，历史与现实交汇！在法治轨道上，上海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步伐稳健有力，以高水平的安全为群众带来高品质生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安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