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植，朝鲜族，1934年6月生，1953年12月入党，吉林梅河口人，黑龙江省公安厅原刑事技术处正处级侦查员，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著名痕迹检验鉴定专家。70年来，他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无一差错；先后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荣获“七一勋章”。

随着2025年的到来，崔道植已步入91岁高龄，身材清瘦的他满头银发，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新年第一天第一缕晨光，温暖照耀着老人家卧室里叠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被子，还有他的那张办公桌。就在那个办公桌上，崔道植的2024年工作日记静静摆放着。翻开那个工作日记，上边清晰记录了崔道植过去一年完成的各种工作。自1955年至今，崔道植已经从事公安工作70载。除了工作上厚重的成绩单，崔道植的个人生活也始终处于一种幸福之中。而这种幸福，始终与物质元素无关，这是崔道植数十年来心中的真切体验。

“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

记者：崔老您好，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2024年已经过去了，您在过去的一里，还在继续坚持工作吗？主要内容有哪些？

崔道植：过去的一年啊，还是非常忙碌的。年初的时候，主要是参与口述史最后收尾整理工作，直至2024年3月4日完成。同时，我还修订了《枪弹痕迹检验若干技术》PPT课件和《枪弹痕迹检验》教材。更为重要的是，编写完成了《崔道植工作痕迹》，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枪弹痕迹检验技术的现状和展望；二是国产9mm转轮手枪射击弹痕检验；三是根据现场监控视频资料准确确定作案枪支；四是少见痕迹物证的鉴定。不忙的时候，我还重新整理了一下2005年至2016年期间作为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又将数十年来积累的各种业务资料等寄给群众出版社，用以编辑出版做全国公安院校教材。

记者：2024年，在侦破案件方面，有新的战果吗？

崔道植：2024年8月25日，应海南省公安厅要求，检验了一起20多年前发生的枪击死亡案现场弹壳照片，要求检验现场弹壳是何种枪发射的。因为送检弹壳照片反映不出弹壳上形成的枪击撞擦痕迹，我适当处理后进行了枪种检验，并得出结论：1、送检的10张照片都是同一枚弹壳的体部、底部照片；2、在弹壳底部显出“11”字样，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弹壳；3、这枚弹壳是国产“51式”或“54式”7.62mm手枪射击的弹壳。这些结论为侦查部门缩小侦查范围提供了可靠依据。

记者：您的这个办公室也是卧室，但被子总是叠得这样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对于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是不是有点麻烦？

崔道植：生活中，我的被子都是叠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处理好了之后确实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反映出家庭和个人的精神风貌，自己平时做起工作来也增添了不少信心。一个人吧，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让别人一看到，能爱你，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这才是成功的。一个人的底色，应该就要像这个被子一样方方正正，这算是对自己一种持续的心理暗示吧，是告诉自己，也是在告诉孩子们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真诚待人。

记者：通过各种媒体报道，我们看到您和我们这个职业里的年轻人交流很多，您还会经常返回原单位，和青年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交流吗？

崔道植：我会经常和青年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交流。我也鼓励现在的年轻痕检人，不要怕困难，把心沉到专业当中去，助力我国痕迹检验事业的发展。我也抓紧时间，在余下的日子里，把组织培养我所积累下的专业知识经验整理出来，以PPT、书本等形式，给年轻人留下来。

2005年，崔道植在研发新装置。

记者：在以往的工作中，您怎么看待工作上的困难？

崔道植：把困难撂到那儿，好像没看着似的，就这么让它过去，还是必须把它克服掉？放任困难，那是胆小鬼，不是共产党员的作为。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好多困难，但我们不应畏惧困难，而应该坚定信念，以更加严谨、郑重、负责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这些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进步。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自幼就遭遇过很多苦难，您是怎么看待“幸福”二字的？

崔道植：幸福的意义，往往就在于苦难的经历。我1934年6月17日出生，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日子很苦，但是现在回忆起家人的时候，还有着浓浓的亲情在我胸中激荡着。我是家里孙辈中唯一的男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姐姐，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越是苦难，越是应该教会人们去体会那点滴的幸福感，会有倍加珍惜的感觉。后来，我始终说感党恩，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也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也是因为经过苦难岁月的对比，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是最值得珍惜的。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美妙了”

记者：您是1955年来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的，到今年正好是70年整。您还记得当年走进这个职业的一些场景吗？您在从事痕迹检验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枯燥？

崔道植：1955年我被分配到了省公安厅，并在进入当时的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之后，才知道了什么叫痕迹检验。进了学校之后，我就被痕迹检验这项专门的刑事科学技术迷倒了，我觉得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发力方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美妙了。完全没有你所说的枯燥感觉。现在有些年轻人从事痕迹检验工作就脑袋大，我觉得也是和他们没有兴趣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最初从事痕迹检验工作时，我们国家的刑事技术工作状态和基本环境，是怎样的？

崔道植：当时，我们的理论知识主要是来自前苏联。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刑事犯罪对策理论系统。警校把他们的系统理论翻译成汉语，这就是我们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有大量的自编教材，这些教材非常棒。这么多年回头看，当年的教材编写者十分不易，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条件下，能够编写出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教材，不是对这份事业充满了热爱和很强的责任心，是难以完成的。

记者：这样相对艰苦的条件，是否会影响大家的学习兴趣呢？

崔道植：整体来说不会影响。除了教材、课堂学习之外，学校图书馆也是我学习的好地方。每次等到周日休息，我就抓紧打扫宿舍室内卫生，洗洗衣服，干完活我就会钻到图书馆里去，看那些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所以那时候我学习成绩还不错，经常是优良。两年多的时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偶尔也会感觉有些枯燥，但是真的乐在其中。因为图书馆里有各省市报来的案例，这些案例汇聚着公安民警的心血和智慧。我们大家每次看到精彩的案例，都会特别兴奋，然后大家凑在一起，进行专题研究。我们还会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模拟演习”，设想假如是我在侦查这起案件，我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做哪些工作，找哪些人，怎么调查走访。

崔道植在用显微镜做痕迹检验。

当时我记得有一起发生在哈尔滨的案件，被哈尔滨市公安局侦破。这起案件在我们同学中引起了很高的热度，大家拿到案件的材料之后，进行了反复的研讨，我还特地利用假期回到哈尔滨进行实地走访勘查。我们后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一起案件，幸亏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民警有着极高的责任心、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否则根本没有办法破获这起案件。事实上，这起案件的侦破，也让哈尔滨市公安系统获得了嘉奖。

记者：当时一起学习的同学当中，也都是初学者吗？

崔道植：我的同学当中很多都是来自各个省市的一线民警，他们的经验、见识，是书本上所没有的。我获得知识的来源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地方，就是从他们身上学习。我能够从他们的讲述中，学到很多他们对案件的理解、对现场勘查的专注等知识。这些知识后来在我的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掌握了理论，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去进行实操。很多有经验的刑警还好，像我这样的新手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找机会去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论知识。终于等到具体的实践课了，我们都特别兴奋。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动手实践的场景吗？

崔道植：记得第一次开始做的是指纹检验的实践。我们先是在实验室里各个地方和武器上按一些指纹，然后研究什么场景的指纹用什么粉末来显现。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出主意，这个人主张用石墨粉，那个人计划用铝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来做支撑。我们的指导老师看到之后说，既然大家都有自己的设想，那就按照每个人自己的设想来提取指纹。这个时候就显示出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了，有的学员提取出来的指纹根本没有办法辨认，有的学员提取的指纹就比较完整。因为每个人的指纹被保存下来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指纹能保存下来是因为汗液，有的是因为物品表面的微尘。不同的保存方法决定了我们要采用不同的提取手段。

1981年，崔道植在培训学员。

我对理论知识掌握得比较到位，我当时负责提取枪械上的指纹，我采用的是荧光粉，比较成功。我拿着完整的指纹给老师看，老师很满意。但是我并没有满足，因为觉得自己提取时有些操作过程上的不足。于是等其他学员走了以后，我又按照标准流程，再认真操作了一次。这一次，我感觉提取到的指纹让我满意了，才回了宿舍。

“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

记者：可以给我们讲讲退休后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吗？

崔道植：退休之后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嘱咐单位那边，还有兄弟省市战友同行们，有疑难案件随时找我，但得提前告诉我案子的紧急程度，不能因公费出差就坐飞机、乘高铁，太浪费了。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邮东西也快，那就尽可能通过电脑和邮寄的方式把物证给我，如果不方便邮寄，我再坐绿皮火车一类的交通工具过去检验。

甘肃省白银市曾经发生过连环强奸杀人案，连续奸杀了11个人，这个案子20年都没有破，后来甘肃省公安厅决定重启对这个案子的调查，问我有没有空，我说没问题，就坐绿皮火车去了。路途远是远了些，但这也能给国家节省点钱嘛。我是这么寻思的，但是我的学生和孩子们都说那样太慢太劳累，一个劲儿地拦我，非要给我买飞机票，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听，差点吵起来。其实他们的想法我也理解，都是担心我的身体状况，想让我安全快速地到达，怕我路上太折腾，本来就挺大岁数了，再折腾出点什么毛病来，这不就麻烦了吗。但是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想法，他们拗不过我，最后还是听我的了。

2003年，崔道植在和同事研究疑难案件。

我当上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之后，我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多大改变，我始终是想着要多为党和国家作贡献，为咱们国家的刑事科学技术事业作贡献。所以后来说我上了“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名单，我压根就没想到。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本职工作而已，真正比我优秀的，还有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对党的感情特别深厚，党给了我们这么多，那作为我个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讲，就要像吴运铎那样，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也是我始终的追求。我的成长道路都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引领，党对我来说就像一盏明灯，就像一座可以瞭望的灯塔，每当党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尽我所能，发挥余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

记者：2025年到了，您从事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正好整整70年了。您怎样看待已经获得的至高荣誉？

崔道植：我做刑事科学技术工作70年，真的就是尽心尽力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因为我入党的时候就说，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领导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我都要无条件地完成好，只要是党和人民给的，我掉脑袋也一定要完成好，就是这个信念。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所以“七一勋章”是党对我人生观、价值观最高的肯定，比我曾经获得的所有荣誉都光荣。

勋章是真沉，而且保管的盒子也是很特殊，非常沉的盒子。而且我用显微镜看了这枚勋章，工艺比头发丝还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回来以后，每个人，凡是看到的、能够摸到的都想要摸一遍，确实沉甸甸的。虽然这枚勋章刻上了我的名字，但是这个绝不是仅仅给我的，应该是给全国200万公安民警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我颁授勋章，我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教导，牢记初心使命，用剩余的时间，继续发挥我的余热。我也算一名老共产党员了，我将以老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认真地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悔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