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娘舅”调解中外客商纠纷

在江浙文化中，那些讲公道的长者往往会被称作“娘舅”。而在活跃着大量外商的“国际纺都”浙江绍兴柯桥，“洋娘舅”的存在则成了调解中外客商之间买卖纠纷的关键。2018年，柯桥当地成立了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请了9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作为特聘调解员。

黎巴嫩人李天明2006年来到绍兴学习中文，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洋娘舅”。他会说阿拉伯语、中文、法语和俄语，也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至今，“洋娘舅”李天明参与了数十起中外客商之间的纠纷调解。

有一次，约旦客商哈利跟中国商人盛先生订了一批布料，因哈利的客户发现布料有色差而拒绝签收，哈利面临7万美元的损失，遂找盛先生赔偿。由于双方一直谈不拢，哈利报警求助，可他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交流不太顺畅。于是，民警邀请“洋娘舅”李天明参与调解。

盛先生认为货品出现问题是签合同时对方没说清楚，不同意赔偿。经李天明劝说，盛先生态度有所松动，愿意赔偿2万美元。而哈利则坚持至少各承担一半，赔偿3.5万美元。李天明提出不如盛先生赔偿3万美元，并且下一个订单给哈利再让一点价格。就这样，经过“洋娘舅”的多番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据统计，从“洋娘舅”这支队伍成立至今，累计调处了100余起涉外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九成以上。

上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洋娘舅”调解机制无疑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涉外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如今，“洋娘舅”经验正成为浙江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传播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理念的特色品牌。

政府助企化解外贸订单危机

47岁的朱裕锋是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一家纸质工艺品制造企业的负责人。2025年4月，国际贸易关税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朱裕锋最大的一个国外客户突然断了订单，这让他十分着急。企业每天的运营成本得四五万元，由于订单不足，朱裕锋不得不减产，这也直接影响了一线工人的收入。当时在上虞当地，有不少外贸企业跟朱裕锋面临同样的困境，压力重重。

2025年5月20日实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首次以专章的形式要求政府为民营企业建立“风险预警、融资支持、权益保护、服务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面对订单难题，当地政府出资组织外贸企业到国外参加一些国际性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政府部门还成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国内外供需，同时还构建了一套针对外贸领域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政府的帮扶和自身的努力，朱裕锋的企业有了很大的起色，甚至比以前取得了更好的效益。

普法时间

Q：“洋娘舅”的经验对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有哪些作用和意义？

A：首先，它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突破。“洋娘舅”治理模式不仅减轻了行政压力，更建立了跨文化信任，使治理真正实现了“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共享”的转变。其次，它推动了治理方式的“柔性化”创新。“洋娘舅”体现了柔性的管理智慧，这种模式将中国的“和合”文化、枫桥的“小事不出村”理念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为基层纠纷提供了成本更低、效率更优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这也能让基层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到中国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