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的某个傍晚，红星医院急诊大厅里，李大姐攥着CT报告单的手在发抖。儿子术后并发症的治疗费像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主治医生办公室前，她的声音逐渐哽咽：“我们老百姓不懂医，你们总得给个说法吧！”就在气氛即将失控时，身着制服的法官古海尼沙快步走来，轻轻递上一杯温水：“阿姨，您看咱先到旁边的法官工作室慢慢说，这里有医院的调解专员，也有能听懂病历的律师，咱们一起把问题掰扯清楚。”

这温馨的一幕，正是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与医院共建共治的日常片段。当医疗纠纷的阴云笼罩在医患之间，当法律的严肃与医学的专业看似隔着难以逾越的沟壑，一场始于边疆大地的社会治理创新，正让法槌的铿锵与听诊器的温暖产生奇妙共振，在守护生命尊严的战场上，编织出一张刚柔并济的解纷大网。

在矛盾的“病灶”上搭建共治平台

回溯到一年前，十三师法院的立案大厅里，医疗纠纷案件数量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有的患者抱着X光片哭，有的家属举着录音笔吵，医生护士最怕收到法院传票。”党组成员、副院长游乐然回忆道。更棘手的是专业壁垒：法官对着复杂的病历报告如读天书，医学会鉴定周期长达三个月，患者等不及结果就可能采取极端行为。

2024年春天，一场特殊的联席会议在红星医院会议室召开。法院立案庭的数据分析图与医院质控科的纠纷统计表摆上桌面，两组曲线在“术后沟通不足”“病历书写瑕疵”等节点高度重合。“与其等矛盾激化了打官司，不如在萌芽阶段就介入！”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芦钦文的话点醒了所有人。于是，十三师法院联动化解和预防医疗纠纷白皮书、以及首个设在医院门诊楼内的“医法联调法官工作室”诞生了，工作室的首场“实战”就颇具挑战。

78岁的张大爷在手术后感染，不幸离世。家属认为是消毒不严格所致，带着亲友围堵医生办公室。法官王圣佳带着书记员匆匆赶来，首先做的不是讲法律，而是请家属选出代表，跟着医院感控科主任走进消毒供应室，实地参观手术器械的清洗、灭菌流程。”您看这台德国进口的灭菌器，每锅都会自动生成监测数据，这些电子记录在系统里面都能查到。”当看到电脑里完整的消毒日志，家属代表的语气明显缓和。随后，法官又拿出《民法典》中关于医疗过错推定的条款，结合鉴定专家的初步意见，帮双方算出合理的赔偿区间。经过6个小时的调解，当张大爷的儿子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时，突然握住王法官的手：“以前总觉得法官是坐堂问案的，没想到你们会实地去了解医院工作流程，会帮我们算清楚每一笔账，以后有医患解纷我们一定第一时间找法官！。”

这种“把法庭搬到医院，将调解融入诊疗”的创新，让纠纷化解周期从平均90天缩短到15天。2024年，法官调解室累计接待咨询88余人次，成功化解纠纷46起，其中52%的案件在诉前就握手言和，并获得全国平安医院建设先进表彰。

从“案结事了”到“心平气和”：解开医患之间的“千千结”

2025年2月的一天，医院的会议室里传来阵阵掌声。一场特殊的“普法课堂”正在进行，这种将普法课堂搬进医院的做法，正在悄悄改变着医患互动的生态，“医法下午茶”准时开讲。法官会带着真实案例视频而来，播放完患者大闹诊室的画面后，突然暂停提问：“如果此时你是值班医生，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急诊科小刘举手：“先按报警铃？”法官摇摇头：“正确的做法是立即请导医引导其他患者撤离，然后倾听患者需求，进行心理疏导。”这种场景化的教学，让法律知识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变成了医护人员手中的“防护盾”。

未来已来：当法治阳光照亮健康之路

站在2025年的春天回望，新星市的医法共建共治已结出累累硕果：法院门口的医疗纠纷信访量下降了30%，医院的投诉率下降了45%，更重要的是，医患之间的信任正在重建。在法官工作室的留言簿上，有患者写道：“原来打官司不是吵架，是讲道理的地方”；有医生写道：“知道了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才能更安心地治病救人”。

而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法院与医院的会议室里，最新的合作方案已经出炉：在互联网医院开辟“法律问诊”专栏，在社区打造“健康法治驿站”……暮色中的法官工作室的灯光依然亮着，年轻的法官助理正在整理当天的调解笔录，医院急诊大厅里，医护人员推着担架匆匆而过，走廊的长椅上，患者家属正在翻阅法院发放的《医疗纠纷化解手册》。

远处，法槌与听诊器的声音交织成歌，那是法治与医学共同谱写的生命赞歌，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动人的和弦。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当每个生命都能得到法律的守护，当每份医者仁心都能获得法治的庇佑，我们便真正走进了那个”纠纷可解、信任可建、未来可期”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