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4年11月10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举行庆苗年活动。图为身着盛装的苗族同胞参加巡游活动。新华社发王纯亮/摄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多民族聚居省份,民族文化生态多元共生,境内世居的苗族、侗族、布依族等17个少数民族,形成“一山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独特生态。
2023年,“村BA”“村超”系列赛事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热潮。每逢赛事举办,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侗族刺绣、苗族蜡染、苗族银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统计数据显示,贵州目前拥有99项159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727项1324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为手工艺人制作侗族刺绣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儿女几千年来劳动成果与智慧的结晶。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贵州省检察机关创新构建了非遗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机制。2022年2月,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专项工作,截至目前,贵州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非遗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22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97件,磋商结案20件,支持起诉2件,以司法手段促进解决非遗保护中的传承人管理、资金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为助力非遗系统性保护提供法治支撑。
保护传承非遗技艺 促进非遗商业化市场监管
2022年6月,来自吉林的小张慕名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一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饰锻制技艺传习所游学。雷山县控拜村是雷山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发源地,被称为银匠村,而雷山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也因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图为2024年11月30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身穿民族服饰的游客与侗族群众合影。新华社发袁福洪/摄
小张正是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控拜银匠村的纪录片,对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心驰神往,才特意来到这里学艺。“我太喜欢了,还特地在网红主播那里购买了控拜的手工银饰。”小张边说边向传习所的一位非遗传承人展示自己购买的“控拜出品”的银手镯。
非遗传承人仔细看了看手镯,匆忙带着小张走进了雷山县检察院。“这一看就不是我们控拜非遗手工银饰,明显是机器倒模出来的,还在网上大肆售卖,太影响我们控拜非遗银饰的声誉了。”非遗传承人对检察官说。
“直播间里的主播穿着苗族的传统服饰,并介绍自己来自银匠村,是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所售卖银饰均出自控拜村,是非遗传承人纯手工制作的苗族非遗银饰。”小张向检察官介绍自己购买该银手镯的过程。
雷山县检察院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开展调查,检察官根据小张的介绍在某电商平台找到了商家,检察官连续一个月蹲守商家直播间,发现该商家在直播中公开宣称自己是控拜非遗银饰传承人,所售卖银饰均来自控拜非遗传承人纯手工制作,且在商品的详情介绍中也明确标注有苗族非遗纯手工银饰等字样。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且传承人个人技艺和审美不同,并没有统一的风格和样式,导致非遗银饰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为了进一步确定该商家所售卖银饰是否属于控拜的非遗手工银饰,雷山县检察院又邀请控拜银饰行业协会进行鉴定。经鉴定,该商家所售卖的银饰商品不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所打造的手工银饰,而是机器倒模生产的银饰商品。
据统计,该商家假借非遗之名进行虚假宣传,不到一年时间共直播销售银饰商品12.4万余件,销售额达1000余万元。
“控拜村全村都会打银饰,打出来的手工银饰独一无二,村里人百余年来靠着老祖宗留下的这份手艺生存。现如今村里老年人比较多,也不懂网络直播,没想到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雷山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些造假的人。”
如此大量的银饰从哪儿来,商家如何以控拜非遗之名进行虚假宣传?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检察官进行了深入调查。
经调查发现,该商家以“控拜非遗手工银饰”为噱头在某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通过拍摄的大量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视频引流粉丝,引流成功后再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进行销售。调查中,检察官通过比对该商家经营期间的物流交易信息和进货信息,查明该商家所售卖银饰均来自浙江、广东等地,且商家还采取刷单的方式提升店铺知名度和信誉度;通过比对该商家个体户登记和税务申报信息,查明该商家在实际销售额远超税务机关核定定额的情况下,未依法落实纳税申报义务。
“涉案商家不仅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损害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声誉。”承办检察官解释。在查清全部事实后,雷山县检察院分别向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商家的虚假宣传和偷逃税行为进行查处。
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高度重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涉案商家虚假宣传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税务部门依法督促涉案商家补缴各项税款及滞纳金22.3万余元,并对其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的行为处以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以该案的办理为契机,雷山县检察院促成了该网红主播与当地非遗传承人形成了产销对接帮扶,让真正的“控拜银饰”搭上电商快车,走出了大山,实现了传统销售模式的转型。
“在案件办理和大量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不足、非遗传承人维权意识缺失、行政职能部门监管乏力、部门间数据没有共享,导致非遗侵权泛滥,办案中存在线索发现难、治理难、打击难。”雷山县检察院检察长申静解释,“我们发现存在大量的涉及电商平台直播带货非遗产品偷逃税、未进行市场主体登记、非遗项目专项保护资金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因此,黔东南州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模型,加强数字赋能非遗保护,在涉非遗案件办理的基础上创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市场监管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积极推动数据建模,将文旅、市场监管、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接碰撞,针对暴露出的问题设置了五条监督规则,进行数据碰撞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并与相关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有效规范新业态经营秩序。据统计,截至目前,该模型发现案件线索1358条,受理126件,办结36件,正在核实调查90件。
探索“检察+文旅”模式 助力非遗传承保护
“‘阿妹戚托’有了新的传承基地,能更好挖掘、传承、展示我们彝族传统文化,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乡亲们跳舞的热情非常高。”贵州省人大代表、“阿妹戚托”传承人文安梅对晴隆县检察院的检察官说。
阿妹戚托,意为“姑娘出嫁舞”,是一种流传于贵州省晴隆县的彝族原生态舞蹈,被誉为“东方踢踏舞”,它的历史距今已有五百多年,2014年入选国家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阿妹戚托”发源地——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的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到县城边的新家园阿妹戚托小镇。
“整乡搬迁后,‘阿妹戚托’原来的传承基地三宝中学不能再用,虽然到了新搬迁地可以在广场等地方跳舞,但没有专门的基地,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需要尽快建立新的传承、展示场所。”2022年6月,晴隆县检察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工作,文安梅向走访的检察官反映。
图为检察干警走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安梅(右二),了解“阿妹戚托”保护亟需解决的问题。受访单位供图
晴隆县检察院调查发现,阿妹戚托小镇未对该项非遗文化建设专门的传承场所,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存在“断流”危险。随即,依法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助力乡村振兴。
在检察机关的积极推动下,经县文体广电旅游局申报,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专门的传承人研培基地,帮助传承人增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专业能力和保护传承水平。在阿妹戚托小镇新宝社区和晴隆民族中学等6所中小学挂牌成立“阿妹戚托传习所”,吸引众多舞蹈爱好者学习。在晴隆县境内的两个4A级旅游景区设立阿妹戚托舞蹈展示区,如今,“阿妹戚托”已成为晴隆县独特的文化标志。
“整乡搬迁一度让彝族文化的传承和推广面临挑战。在检察机关帮助下,现在终于‘搬’进了城、落了‘户’,还让彝族群众依靠特色文化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我们一定会让‘阿妹戚托’舞蹈守住‘根’、演出‘彩’、传出‘魂’。”晴隆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周鸿林表示。
现在,“阿妹戚托”等精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每到夜幕降临,在阿妹戚托小镇的金门广场上,文安梅带着彝族群众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用欢快的舞蹈展现着彝族群众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同时也寄托着她们搬迁的“乡愁”。
图为2024年7月29日,人们参加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彝族火把节活动。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此外,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晴隆县检察院积极妥善办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还创新“检察+文旅”模式,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晴隆县检察院以督促加强“阿妹戚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推动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县统战部、县网信、三宝街道办等十余家行政部门建立《晴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除此之外,联合晴隆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会签《关于建立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协作机制》,其中就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协作保障等机制作了明确规定,凝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合力。
图为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与非遗文化传承人促膝长谈。受访单位供图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掌握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现状,晴隆县检察院还专门成立了“欲飞非遗保护检察工作室”,组建团队,通过走访相关部门、非遗传承人和搬迁群众,多渠道收集非遗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线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3件,为非遗保护贡献了检察智慧。
不让非遗传承“断档” 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条例落地
《亚鲁王》讲述着苗族先祖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已口口相传了上千年,至今依然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麻山地区被一群苗族人吟唱着。它被称为古代苗族百科全书,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让这一精神财富更好地保护传承下去,安顺市人大代表、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肖仕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得更好。
在一次配合文旅部门开展旅游资源普查时,肖仕芬发现《亚鲁王》的传承保护中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同时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曲调和内容仅仅靠口口传唱,传承方式有限,传承人年龄偏大,面临着失传风险。于是肖仕芬在安顺市两会上提出“关于加强非遗文化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建议,建议“加大对《亚鲁王》等安顺独特历史文化的保护力度”。
“我们关注到这条建议,并走访《亚鲁王》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86岁高龄的陈兴华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当地传承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传承方法又十分有限,《亚鲁王》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回忆,“我们在2022年5月将其转化为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调查,并邀请肖仕芬作为监督专员监督案件办理。”
据了解,立案后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访了85名当地传承人,深入23个村寨实地查看非遗传承和展示的场所。“在走访的过程中,每位传承人都会表演一段深情的《亚鲁王》。我们时常被那质朴的表达方式所打动。对本地群众而言,《亚鲁王》承载着乡音、乡情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经调查发现,彼时,紫云自治县有30余名县级传承人近三年来未开展传承活动、未培养传承人才;26个传习基地未开展传习活动,展示馆管理较差,未发挥宣传功能;相关行政部门未积极履职,《亚鲁王》非遗存在宣传、传承和保护不到位的问题,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2022年8月10日,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强非遗传承人认定、管理和考评工作,强化对传习基地的监督和管理,促进非遗项目的活化利用。紫云自治县政府责成主管行政机关牵头并成立整改专班,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全面走访调研掌握《亚鲁王》保护和传承现状。
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监督后,紫云自治县相关行政机关着力加强对传习基地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加大对传承人的考评力度等工作;启动《亚鲁王》非遗传承研修培训计划。行政机关与该县教育部门联合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学校增设“苗语特色课程”。主动争取非遗项目专项保护资金,用于开展传承保护、成果研究及国家级、省级、县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的补助等,鼓励传承人授徒传艺。同时注重动态保护和静态保存相结合,通过摄像、录音等多渠道、多方式对呈现亚鲁王文化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各类素材开展大量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展示等工作。
随后,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建议促进《亚鲁王》保护传承的结果反馈给肖仕芬。她以《亚鲁王》传承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个案中反映出的传承人管理机制不健全、非遗保护经费保障不足等源头问题为切入点,在次年1月召开的安顺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加强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建议》,推动行政机关落实《安顺市亚鲁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关于传承人认定和管理的规定,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专家评审,县级传承人考评、认定和管理办法等制度。
“非遗保护要坚持做到保护与发展并重,让非遗既得到有效保护,又得到长足发展。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不能停留于当下,要着眼于长远,强化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扶持,强化与非遗相关的实物与场所保护,为非遗文化持续发展提供‘源头活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姜正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