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
2003年，“八八战略”恢弘擘画，将法治建设置于浙江优化发展软环境的战略布局。2006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启省域法治现代化先行探索。
二十载风雨兼程、一以贯之。浙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循迹溯源、守正创新，把法治作为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关键保障，从基层原点到省域示范、从实践先试到理论升华，走出一条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引领之路，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萌发地与实践高地。
从“八八战略”到“法治浙江”的战略擘画
世纪之初，浙江率先进入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民营经济蓬勃兴起、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诉求多元交织，传统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深刻洞察时代大势，立足省情实际，将法治建设提升到关乎浙江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以系统思维、战略眼光擘画法治浙江蓝图，完成从战略构想、深度调研到顶层设计的完整闭环，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制度样板。
2003年7月，“八八战略”正式提出，明确将“切实加强法治建设”纳入总体部署。战略引领之下，一场覆盖全域、深入基层的调研全面铺开。2005年至2006年，习近平同志亲自领衔法治浙江建设调研工作，走遍浙江大地，深入机关、乡村、社区、企业，倾听基层声音、汇聚各方智慧，系统梳理法治建设的重点、难点和着力点。浙江省委将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专门成立筹备小组，组织政策起草者、法治理论专家、基层工作者深入研讨，厘清法治建设的目标定位、实践路径与制度框架。调研始终紧扣三大核心：厘清法治与“八八战略”的内在逻辑，明确法治是战略落地的根本保障；把握省域治理的现实需求，破解转型期发展难题；回应人民群众法治期盼，坚守法治为民初心。
历经三年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反复打磨，2006年4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从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司法公正、深化普法教育、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等十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构建起法治浙江建设的“四梁八柱”。该决定明确提出阶段性目标，形成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法治建设规划体系，标志着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启省域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实践。这一重大决策，是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导省域治理的生动实践，既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省域落地，更是对治理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
这一时期，习近平同志围绕法治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为何建设法治、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怎样建设法治”等重大问题。从强调“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到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立场；从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到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这些重要论述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一脉相承，深刻体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精准把握，为浙江法治建设提供方法指引，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头活水。
基层实践中的“法治为基”萌芽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法治浙江”的生命力植根于基层，“法治为基”的理念萌芽于田野乡间、社区街巷。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深入基层一线探寻法治落地生根的有效路径，在杭州余杭闲林街道、小古城村等基层单位，留下法治探索的坚实足迹，孕育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鲜活实践，成为“法治浙江”的实践原点。
杭州余杭闲林街道，是“法治浙江”基层实践的重要地标。2006年2月，习近平同志来到这里，与干部群众围坐座谈，倾听法治建设的基层诉求，探寻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座谈现场，他仔细询问基层矛盾化解、民主议事、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强调“法治为基，基层是关键”，要求把法治精神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用法治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当年参会的基层干部回忆，习近平同志话语朴实、直击要害，既指明法治建设的基层方向，又传递法治为民的温度，让“法治为基”的理念深深扎根基层土壤。
与闲林街道遥相呼应，杭州余杭小古城村成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典范。2005年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这里调研，实地考察基层民主法治实践，强调“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嘱咐村干部要健全民主议事机制、完善法治保障体系，让群众在法治轨道上参与治理、行使权利。在习近平同志指引下，小古城村创新推出“樟树下议事”特色实践，把议事场所搬到樟树下，让民主协商与法治保障有机结合，大事小事依法议、按规办，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格局。从村务公开到民主决策，从矛盾调解到权益保障，法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定盘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0年来，浙江始终坚守基层法治原点，传承“法治为基”理念，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末梢覆盖。全省建成4880个民主法治示范村，培育近20万名“法律明白人”队伍，构建起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基层法治服务体系。从乡村到社区，从田间到楼宇，法治精神融入基层治理肌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社会共识，生动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的强大实践伟力。
“两山”理念与生态法治的浙江答卷
生态文明，法治为要；绿水青山，规则护航。
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深刻揭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浙江以法治为保障，将“两山”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实践举措与治理效能，交出生态法治建设的浙江答卷，生动诠释“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思想，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安吉余村，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也是生态法治实践的先行地。曾经的余村，靠开山挖矿、粗放发展实现短期增收，却付出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2005年，习近平同志来到余村考察，充分肯定村里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抉择，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求以法治守护生态底线，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习近平同志指引下，余村以法治为引领，全面转变发展方式，制定生态保护村规民约，健全生态治理法治机制，关停污染企业、修复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华丽蝶变。
余村的蝶变，是法治护航“两山”理念落地的生动缩影。浙江始终坚持“法治护绿、制度守蓝”，将生态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生态法规制度体系。先后出台《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生态补偿条例》等一批创新性法规，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红线管控、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制度，把生态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严格规范生态执法，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强化生态司法保护，设立生态环境法庭，推进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用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衢州作为四省边际中心城市，立足生态区位优势，先行先试生态法治建设，打造四省边际绿色生态法治桥头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考察衢州，强调以法治为基、以生态为要，推动生态保护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衢州牢记嘱托，创新生态法治实践，健全跨区域生态协作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结合“南孔有礼”文化底蕴，推动德治与法治共治，培育生态法治文化；打造生态法治服务阵地，为绿色发展提供全链条法治保障。如今的衢州，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成为生态法治建设的标杆城市。
这种“法治护航生态转型”的模式，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动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有机结合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化解矛盾。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基层矛盾化解与治理创新，深度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迭代升级，亲自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落地生根，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引领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能动整合，构建起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浙江范式，生动诠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要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指引。
绍兴诸暨，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闻名全国。习近平同志深度挖掘“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赋予其新的法治内涵与时代使命。在习近平同志指引下，诸暨坚持法治为基、自治为要、德治为先，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发力；健全村民议事、民主监督制度，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崇德尚法的社会氛围。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传统矛盾化解模式升级为法治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浦江带头下访接待群众，现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形成“领导下访、接访、约访”的制度化机制，开创法治为民、源头治理的新路径。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求各级干部主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诉求、依法化解矛盾，彰显“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核心，在于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把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构建“主动下访、源头化解、依法办事”的矛盾化解机制，实现“群众少跑腿、问题早解决”。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一源一流、一内一外，构成浙江基层治理法治赋能的完整体系。“枫桥经验”立足基层、依靠群众，是自下而上的自治法治创新，筑牢基层治理“第一道防线”；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以上率下、主动作为，是自上而下的法治为民实践，打通矛盾化解“最后一公里”。两者有机结合，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法治引领与群众自治深度融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20年来，浙江始终传承弘扬“枫桥经验”，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综治中心从乡镇试点到全省覆盖，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健全基层法治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深化“三治融合”实践，培育一批基层治理示范样板。数据显示，全省人民调解成功率超99%，群众安全感达98.93%，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从诸暨乡村到浦江大地，从浙北平原到浙南山乡，法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压舱石”，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成为全国基层治理的标杆，生动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强大生命力。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理论跃迁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法治浙江建设不是孤立的省域实践，而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源头与实践载体，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先行探索与省域示范。从2003年战略构想，到2006年重大决策，再到20年来接力奋进，浙江始终坚守思想源头、传承实践基因，推动法治建设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从省域先行到国家方略、从浙江经验到中国方案的理论跃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实践滋养与理论支撑。
法治浙江建设，实现从省域探索到国家战略的逻辑延伸。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的法治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重大战略部署，在理论根基、政治方向、实践路径上高度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等核心要义，在法治浙江建设中率先探索、率先实践、率先见效。2006年法治浙江决策，是全国首个省域法治建设系统性部署。20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法治建设从局部推进升级为全域覆盖、从实践探索升级为体系成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省域经验与实践支撑。
法治浙江建设，完成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升华的思想飞跃。20年来，浙江立足省域实际，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数字法治、涉外法治等领域大胆探索，形成一批首创性制度成果、实践性经验做法。科学立法上，坚持“小切口、精准化”，出台全国首部数字经济促进条例、首部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等30余件引领性法规；执法上，纵深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打造法治政府建设标杆；司法上，构建“三庭一院”专业化审判矩阵，提升司法公信力；基层治理上，“枫桥经验”全国遍地生花；生态法治上，“两山”理念法治化实践引领全国。这些创新实践，不断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内涵，推动法治理论从省域经验升华为国家方略，从实践探索升华为系统理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蓬勃生机与强大活力。
20年来，浙江以省域先行示范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法治政府建设评估位居全国前列，司法公信力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显著提高。透过法治浙江这扇窗，清晰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伟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显著优势，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浙江智慧、浙江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法治浙江建设20年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法治浙江建设的成功实践，根本在于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守党的领导根本保证、人民至上价值立场、守正创新实践路径、系统观念科学方法。新征程上，浙江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持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奋力打造法治中国示范区，以法治浙江之窗展现法治中国之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续写新的法治华章！
